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诗坛，曾经受过“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大多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年－1949年）。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著有诗集《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数行集》（收入《汉园集》1936）、《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42）、《雕虫纪历1930-1958》（1979）等。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响，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现代诗风。

其前期诗作，内容多写下层社会生活，并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为主，将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融汇在一起，并且将传统的“含蓄”与西方的“重暗示性”和“亲切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风格。他的诗显示出一种着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现，追求思辨美的“非个性”倾向的特色。在语言上，他则追求在口语基础上实现欧化词汇、句法与中国文言词汇、句法的杂糅。另外，他的诗由于重意象创造而省略联络，因而诗意大多晦涩。

1、 闲适小品

2、 “鲁迅风”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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