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典一下
乾道五年（1169年）五月，朝廷召范成大为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乾道（1165年－1173年）年间，规定以绢统计赃物数量，估价低而定罪重，范成大上奏说：“承平之时绢每匹不到一千钱，而估的价超过几倍。绍兴初年绢价递增了五分，价钱有三千足够了。如今绢实在贵，应当比当时的价格翻一倍。”孝宗吃惊地说：“这是使百姓陷入困境的法令条文。”于是绢价增为四千，而刑罚减轻了。十二月，任起居舍人兼侍讲，仍兼实录院检讨官。
宋廷在与金国签订隆兴和议时，忘了议定接受国书的礼仪，孝宗曾为此感到后悔。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孝宗任命范成大为起居郎、代理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封丹阳郡开国公，充任祈请国信使，向金国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并请更定受书之仪。范成大因所奉国书仅提及陵寝事，请一并写入受书一事，孝宗不许。临行前，孝宗对范成大说：“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氊，理或有之。”左相陈俊卿因力主暂缓遣使而离任，吏部侍郎陈良祐因谏阻派遣泛使一事而被贬居筠州（今江西高安），大臣李焘畏惧而不敢受命出使。在此情况下，范成大慨然而行。当时金国负责迎接范成大的使者仰慕其名声，效仿他在头上戴巾帻，以示崇敬。
到燕山后，范成大秘密地草拟奏章，具体论述受书仪式，把它放入怀中。范成大首次呈进国书，言词慷慨，金国君臣正认真倾听时，范成大忽然上奏道：“两朝已经结为叔侄关系，而受书礼仪没有确定，我这里有奏章。”于是把插在腰上的手板拿出。金世宗大吃一惊，说：“这难道是献书的地方？”金朝群臣用手板打范成大，要他起来，范成大跪立不动，一定要把奏章送上。不久，回到住所，完颜雍派伴使宣旨听候处理。范成大跪着，坚持要献上奏章，金国朝臣议论纷纷，太子甚至想杀死范成大，经越王阻止才作罢。最终，范成大得以保全气节而归。
同年九月，范成大返宋。金世宗复书拒宋所请，只许南宋方面奉迁陵寝，同意归还宋钦宗梓宫。范成大回国后，写成使金日记《揽辔录》。
范成大归国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最初，孝宗亲笔抄写东汉崔寔的《政论》赐给辅臣，范成大上奏认为：“御笔书《政论》，本意在于严格法纪，整顿积弊。而近日大理寺议定刑罚，顺次加重一级，这不是以严刑换取太平，而是残酷。”孝宗称赞他的建议为“知言（明智的话）”。宠臣张说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范成大起草制书，扣留命令七天不下达，又上疏劝告，最终阻止了任命，但他也因此遭外调。
乾道七年（1171年），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此即为“南宅交广”之行。
乾道八年（1172年）腊月七日，范成大从家乡吴郡（今江苏苏州）出发，南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富春江，随后经桐庐、兰溪入衢江，又经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余干而到南昌，再入赣江。
乾道九年（1173年）元月十二日，范成大至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给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棵大梅、古梅，晚年隐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经营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并专门著有《梅谱》一卷。范成大后即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并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范成大入桂林。此次水陆路程共三千里，历时三月，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
当时，广西贫乏，专靠盐利，漕臣又把盐利全部取走，于是所属县邑有增加盐价抑配卖给百姓的弊病，赵昚下诏恢复钞盐，漕司拘留钞钱平均分给所属各部，但钱没按时到。范成大到广西后，说：“有比这更至关重要的利害吗？”上疏赵昚说：“可以强制减去漕司强取的数目，以给各郡县使之宽裕，那么科卖抑配可以被禁止。”赵昚采纳了他的意见。几年后，广州盐商上书，乞求恢复客商贩盐，宰相同意他们的意见，拿出大量的银钱帮助他们。人们多认为不好，这个意见发给有关部门讨论，最终没能改变范成大的方法。旧法规定政府所买之马以四尺三寸为限度，赵昚下诏加到四寸以上，范成大说互市四十年，不应该突然改变。
范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又称南宋四大家。他早年一度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乐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他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其诗风格轻巧，但好用僻典、佛典。
范成大曾长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周知四方风土人情，诗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阔。例如他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继承了唐代杜甫及元、白、张、王新题乐府的传统，且以写法新颖生动而别具一格，像《后催租行》中借老农之口所说的“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千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语气冷隽，但批判现实的力度并不亚于白居易诗的大声疾呼。
范成大诗中价值最高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他在使金途中所写的七十二首绝句，把自己在沦陷区的见闻感触一一记之于诗，主要内容是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躏、盼望光复的情形，凭吊古代爱国志士的遗迹以表示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如《青远店》《州桥》《双庙》等，反映了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所以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独树一帜。
范成大退隐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抒情诗，如王维、孟浩然诗中的田园风光都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外化而出现的。除了少数陶诗以外，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至于农村生活的主人公农民的劳作生活及其种种疾苦，唐代诗人如元稹、张籍等往往把此类内容写进《农家词》《田家词》一类乐府诗中。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谓之“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这类诗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
范成大还写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诗，如《夜坐有感》《咏河市歌者》《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范成大诗的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只有少数作品风格峭拔。范成大诗的艺术成就很高，然而其诗风的个性不够鲜明。
范成大的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词作情长意深，前期作品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他也写了一些应酬唱和、山川行旅、叹老嗟悲以至讲论佛典禅理之作。
杨万里对范成大颇为推崇，他在《石湖居士诗集序》中说：“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公训诰具两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柳宗元），传任侠则太史迁（司马迁）。至於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僒，清新无丽，奄有鲍、谢（鲍照、谢朓）；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李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海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予於诗，岂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独敛袵焉！”
近人钱基博称范成大诗“异陆游之圆润，同万里之清迥”，且“风趣幽隽，音节清脆。大抵得笔之峭秀于西江，得味之幽隽于晚唐，味幽而格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他：“初年吟咏，实沿溯中唐以下……自安新安掾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但钱基博认为此言“似矣而未尽”，于是又细论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三人道：“其实得山谷（黄庭坚）之遒炼，而不为捃摭；逊东坡（苏轼）之豪放，而约以婉峭；异陆游之熟易，而同其清新；有万里之幽瘦，而避其俗俚。万里善用其长，肆意有作；成大则避所短，敛手勿犯。陆游语多乐易；万里、成大意含怅惘。皆出入江西，而欲有所变以自名家者也。”
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时期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明人蒋一葵称“乾、淳间，诗人称诚斋、范石湖及陆放翁为巨擘”，到清初，其作品影响更大，当时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剑南”指陆游《剑南诗稿》）的说法。
范成大善书。其书法清新俊秀，典雅俊润，只可惜他为诗名所掩，书名不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范成大“字宗黄庭坚、米芾，虽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范成大的书法曾受他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蔡夫人，是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蔡襄的孙女。
范成大传世墨迹，以尺牍简札居多。他在成都与陆游饮酒赋诗，落纸墨尚未燥，士女已万人传诵，被之乐府弦歌，题写素屏团扇，可惜这些墨迹都未传下来。现今所能见到的范成大手迹，以他五十四岁所书《明州赠佛照禅师诗碑》为第一，此碑早佚，但有宋拓本藏于日本东福寺。范成大现存的手迹还有《兹荷纪念札》、《垂海札》、《荔酥沙鱼札》等，他的行书《田园杂兴卷》也常为人们所乐道。
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说：范成大“归隐石湖时作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囿故事矣！书法出入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间有米颠（米芾）笔，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真是二绝。”董史在《皇宋书录》称其：“（范成大）近世以能书称”、“字宗山谷、米老，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