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典一下
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是王旷的第二个儿子，故里为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按较为大家接受的说法，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童年时居住在开阳县城内。王羲之出生时，正值八王之乱，西晋王朝岌岌可危，其父王旷建议琅琊王司马睿南迁。王羲之五岁时，包括琅琊王氏在内的名门大族纷纷举族随司马睿渡江。琅琊王氏初到建业时，聚居于乌衣巷。王羲之少年时代，无资料可靠。永嘉三年（309年），王旷领兵救壶关，全军大败后下落不明。这一年王羲之七岁，在建业的日子里，“母、兄鞠育，得渐庶几”。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又从姨母卫夫人学书。
建兴三年（315年），王羲之长嫂的伯父周顗宴客，王羲之隨叔父赴宴。他是小輩，自然敬陪末座。周顗是名族名士，時任司馬睿的右長史，是當時人物品鑒的專家，經他品評給予肯定的人物身價倍增。他宴客，群賢畢至。筵席上上了一味洛京名菜“牛心炙”。吃這一道菜，主人按例需先敬席上最重要的賓客。當時周顗卻一反常理，無視滿堂權貴的存在，將菜先送到末席王羲之案上。当时，滿堂貴賓見受此殊榮的竟然是一個少年，問知是久被遺忘的王曠的兒子時，均驚奇不已。幼年時，王羲之不善言辭，因此在家庭中並沒有受到大人過多的重視。周顗此舉，不僅使一向安居家中，很少在名士群中應酬的王羲之從此聞名，也同時提攜了這位王氏後輩姻親，那年羲之十三歲。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八月，明帝下詔令郗鑒還朝。郗鑒走到姑孰，被王敦扣留，后終于回到建康。郗鑾剛到建康，便和明帝密謀討王敦。郗鑒在就要聲討王敦時，向王氏子弟中選女婿。王羲之坦腹东床，反而被选中。這一年王羲之虛歲二十歲。其妻子郗璇年歲不詳。他二人是否當年成婚不可考。
太宁三年（325年）前后，在叔父王彬、岳父郗鑒薦舉下，王羲之起家秘書郎。秘書郎雖品不高，却十分閑散羲之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以更多的時間繼續勤習書法。秘書省內收集有先朝及本朝書法名家鍾繇、胡昭、張芝、索靖、韋誕、皇象等人手迹，王羲之得以玩賞和臨摹這些珍品。同時，他還與本族及其他大族子弟互相切磋書藝。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平定后，王羲之因郗鑒、王彬之故，由秘書郎遷會稽王友。王友與秘書郎同爲六品官，主要在王府裏陪著游宴和會見賓客，伴幼王讀書，比較清閑。咸和四年（329年）前後，王羲之爲臨川太守。臨川地僻民稀，遠離頻有戰亂的長江兩岸，生活相對比較平靜。王羲之携母親與妻子一同上任。他著力清理積弊路勤求民隱’爲民請命，享譽一方。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庾亮拜征西將軍，王羲之守喪期滿，慎重考慮后入庾亮幕府爲征西參軍。咸康二年（336年）二月，叔父王彬在建康逝世。王羲之請假料理喪葬事務。其間，率妻子赴廣陵看望郗鑒。郗鑒與其談及庾亮與王導不和一事，從穩定大局出發，希望羲之設法從中加以疏導，减少二人的敵意。臨回武昌前王導勸羲之回建康仼職，擬上表薦他爲侍中，羲之再次謝絕，隻身返回武昌幕府。咸康八年（342年）五、六月間，王羲之接任江州刺史，扦加寧逵將軍武職。關於羲之仼職江州刺史一事，有諸多說法，但任仼期很短則是共識，或者只是“推遷未拜”根本沒上任。永和七年（351年），原會稽內史王述喪母，因丁艱而去職，詔令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
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辞去会稽内史。“携子王操之由无锡徙居绍兴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今浙江绍兴），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祠于墓前。
王羲之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其父王旷善行、隶书；叔父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王羲之早年又从姨母卫烁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
王羲之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面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 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师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和效果发挥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兼擅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
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路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因而他享有“书圣”美誉。 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王羲之真迹早于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历来已被当作真迹看待。由于年代久远，且本帖享盛名久，和王羲之其它墨迹一样，对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断。有称为宋摹的，也有疑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则定为唐摹。它著录极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种丛帖中，元以后的公私藏印及流传历历可考与可靠，其珍贵性不言而喻。